在陕西宝鸡的贾村镇，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子。在1963年，村民挖地基，挖出个青铜大酒器。酒器上刻着十二道铭文，最中间那一句，像打了聚光灯：“宅兹中国”。这东西叫“何尊”，它是西周早期的传家宝，一开口就抛出个大问题：中国，原来就这么叫了？

时间回到公元前1046年，也就是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。那时候周成王刚立国，赏赐大臣何的这口酒器，顺带把“宅兹中国”也刻进了历史。意思是“把都城建在这片叫中国的地方”。

听起来挺随意，但实则那时候，“中国”是个地理+政治+文化的复合词，并不是国家名。

从旗杆中立到“中央之国”，字形比人还讲排场

“中”字最早是仪式现场，旗杆竖在正中，表明规矩。甲骨文里的“中”就是个竖杆穿圆圈，一看就懂，不带拐弯。那时天子祭天，旗杆居中，天命所归，就这么个讲究。

“国”字在青铜器上，还写作“或”，是个戴着兵器的口儿。就是防御圈的意思。部落围起来，里头是人，外头是墙，墙外是敌人，守住这个圈就是国家。

所以，早期的“中国”是“咱中间这一圈儿人、这一块儿地儿、这一套礼仪”这个意思。《尚书》讲“皇天既付中国民”，《诗经》喊“惠此中国”，说的都是文化圈，并不是版图。

2020年，清华大学公布战国竹简《保训篇》，“中”字被解释为“居正不偏、统摄四方”。这是老祖宗用文字说话，中是代表着居中有序。

洛阳不是随意建的，西周人有他们的“中”

周人选都城，为什么选洛阳？这个时候看的可不是风水好，而是“土中”。《周礼》说，大司徒要用圭表测定土中，建都立国。这“土中”是地理测出来的。

按五服制度，天子居中，五百里内是核心地盘，圈圈往外是“甸、侯、绥、要、荒”，越远越野，越野越不讲礼。

宗法制度下，这种“中”就不只是地理概念了，更是文明高地。华夏自居中原，四周是“夷狄”，这是一种文化自信。你得穿上衣冠、礼仪到位、说话讲章法，才算“进了中国”。

到了东周，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圭表实物，实锤了这个“中”不是随意说说，是天文地理合起来的“中”。

真正让“中国”从文化地理变成国家符号的，是秦汉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搞“书同文”，定小篆，规范度量衡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“说一个字儿、量同一尺、用一样重”。这种文化认同，直接把“中国”从“中原文化”变成“帝国共同体”。

汉朝更是加了一把火。汉武帝开拓西域，设西域都护，疆域往西走了一大步。《史记》里，“中国”的用法开始泛化，有时指都城，有时指汉地，有时甚至代指整个天下。

敦煌简牍也有记录，郡县制让“中国”成为一种行政经验，而非模糊文化认同。湖南兔子山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，写得清清楚楚，连边边角角的小郡也归入“中国”，这可是户籍管理本身。

并且别以为“中国”只归汉人，少数民族实则也认这块牌子。

南北朝是个绕口令，北魏在北边，南朝在南边。谁是真正的“中国”？大家吵翻天。

辽朝搞“双轨制度”，契丹人一套，汉人一套，但国号叫“大辽”，照样有“中国”意识。金朝也一样，制度上照搬唐宋，文化上搞认同。元朝更夸张，修《宋史》，把南宋当正统，自己当“继位者”。

内蒙古出土的契丹文-汉文双语碑，是少数民族政权认同“中国”的实锤，文化认同是人们的共同记忆。

名字是怎么传到国外的？丝绸之路也送字

“中国”传到国外的时候是音译。梵文里有个词叫Cina，经丝绸之路往西传，变成了拉丁文Sina，再传成英文的“China”。

马可·波罗来中国，写的是Catai（契丹），但回到欧洲，他的书被改写成“中国奇遇记”，从此China成了国际通用名。

《尼布楚条约》里，满文写的是“Dulimbai Gurun”，意思就是“中央之国”。后来清朝外交文件也开始用“China”自称，这是国际化的第一步。

到了《南京条约》，英文本用的就是“China”，从此“China”成为国际法上的中国。

从“中华民国”到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不是随意起的

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。为什么是“中华”？这可不是专门起个好听的名，主要是要延续历史。孙中山当年在南京临时政府里提议：“我们是汉人，但国家不止汉人，是继承大一统的中华。”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“中华人民”四个字不是随口一说，是强调这是一群人共同缔造的国家，而不是哪个氏族、哪个家天下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“中国古代文献”列入“世界记忆名录”，是由于这份文明从未中断。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，名字能用三千年还在用。

“中国”这两个字，从甲骨文刻下第一笔，到世界地图上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字，走过的不只是文化变迁，更是历史选择。

它是有无数人、无数代，用脚走出来、用血守出来、用文字记下来的。

所以知道“中国”这个名字怎么来的，是为了记得这片土地不是理所当然地叫中国，而是有人一笔一划把它写成了今天的样子。